日前，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推出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6月20日这天，重启汇改一周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6.4696又创出新高，也正式迈入了6.46时代，全年算下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5.5%。这样一来，中国央行每月需要投放大量人民币来兑换流入的热钱。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升值不到位反而适得其反。大多数投资者对于押注人民币升值已是习以为常，但有些对冲基金却对中国越来越不放心，认为人民币势必走软。同时，他还认为，中国政府财力雄厚，应该有实力帮助外贸企业和工人渡过转型期内由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困难。担心人民币未来走势的不只哈特一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即提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观点。
如此一来，中国就要接受出口下滑、失业率上升的后果。在此背景下，中国等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也难以全身而退。这个数据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此外，工商、公路、税务、公安、检验检疫、国土、检察、法院、烟草、司法、人事等部门都实行垂直管理，权力部门越来越条条化，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门越来越少。智慧的火花源于不断深入的交流，在此对所有关注我们文章的朋友表示感谢。实施分税制的前三年，中央转移支付分别是585、559和597亿元，后三年的数据分别是2389、2543和2723亿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353亿元，比上年增加1191亿元，增长14.6%。
而中央财政收入呢？同期增长了近45.27倍。我们不需要如此泛滥的钢筋水泥，我们需要的是有学上、有工作、有医保、有房住。
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民众反而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幸福感丝毫没有提升。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了分税制。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前三年的70.2%、71.9%和78%，下降到44.3%、47.8%和50.5%。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8.37倍，其增速也相对较快。
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来看，排名前三的是住房保障支出30.7%、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21.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1.2%。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层面而言：就表层原因来说，分税制使得中央把桌面上的阳光收入（即税收收入）的大部分拿走，而地方政府则另辟蹊径大搞土地财政，虽说中央会通过税收返还等形式把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返还给地方，但这种随机性可想而知，就某个地方政府而言，税收返还不易看作是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6月13日笔者在上证报发表《清理地方债务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一文，文章重点阐述了清理地方债务问题，也涉及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均衡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前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2211.23、2503.86和3391.44亿元，后三年分别是2311.6、2985.58和3746.92亿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81亿元，比上年增加1475亿元，增长19.4%。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何处？比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蛋糕如何切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什么地方？先从中央财政支出的数据来看，1991年中央财政决算支出为1090.81亿元，2010年增长到15972.89亿元，20年增长了14.64倍。
如何有效平衡国富民强问题？如何妥善处理诸侯问题与王爷问题？如果恰当的以GDP增长换取更多的社会和谐？这些都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居民从低微收入中筹集本来应该由财政负担的支出，导致中国预防性储蓄高企，从而严重打击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和降低了消费预期，这是中国消费难以真正启动、投资消费严重失调的基本原因。
而且这种规则残缺的问题在当前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此外，重民生的要点是聚焦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交通、文化和社会公共安全等方面。那么如何解决该问题呢？首先要把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从只看GDP转向重民生。此外，在过去20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991年的1892.8元增长到2010年的29762元，增长了15.71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分税制，毫无疑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以个税起征点为例，众所周知，当前中国个税税收的贡献主体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反而通过各种技术实现了所谓的合理避税。
中央转移支付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如此制度安排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稳定性差，在频繁的制度变迁和契约修订中损失了制度成本和效率。
1994年分税制出台之前，我国财政制度采用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一对一谈判的方式开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的中国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死不起人。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497亿元，比上年增加617亿元，增长21.4%。（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高和投资金融分析师李慧忠） 进入 赵晓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富民穷 。
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繁荣又拉高了GDP，只是苦了平头百姓。但是分税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也正是因为分税制使得我国财政体制进入双轨制，即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采取分税制，而地方政府之间仍然采取承包制或者采取具有承包制特征的财政体制。也正是分税制使得中央财力超过了50%，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大规模基础建设、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抗洪、汶川大地震乃至现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都有了底气。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32.2%减少到2010年的17.8%。
分税制的不彻底、公共事务的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导致目前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极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再加上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教育、卫生、社保等支出偏低，使得百姓面临学费高、看病难等困局。
具体来看，在经济增长条件下，定额分成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出现实质性的累退。科学技术支出3227亿元，比上年增加482亿元，增长17.6%。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中央转移支付从1991年58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2350亿元，增长了55.3倍。从上述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实施分税制后，无论是中央或是地方，其财政收入都得到了长足的增长，也正是分税制有效的抑制了中央财政下降的趋势，及时消除了税收结构中的扭曲因素，也增加了透明度。
尤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提速，分税制实施的前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分别是938.25、979.51和957.51亿元，实施的后三年该数据分别是2906.5、3256.62和3661.07亿元。结束语当前中国经济的野蛮生长成就了GDP的两位数增长，却也让民众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人们焦灼的原因是当我们看到飞驰而过的财富快车时，却发现自己手中没有上车的车票。转移支付虽说是中央收上去的税最后再返还到地方投资上，但这笔财政收入返还给谁？返还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其结果是由诸侯问题转变成了王爷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权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的权利却过分膨胀。历年来中央与地方的蛋糕如何切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1年到2010年近20年的时间里，中央财政收入从1991年938.25亿元，增长到2010年42470.52亿元，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5.27倍。
就深层原因来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一直是以GDP为纲，如此引导的结果必然是投资冲动极强，因为它立竿见影（只要领导来了就可以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饥饿营销使得低价飙升，高地价推升高房价，高房价又掏空了百姓的钱包。
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67.8%增加到2010年的82.2%。农林水事务支出8052亿元，比上年增加1331亿元，增长19.8%。
交通运输支出5488亿元，比上年增加840亿元，增长18.1%。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从1991年的2211.23亿元，增长到2010年40609.8亿元。